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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. 下文1-4节是第一部分,讨论视角和取径的问题,重要都是现下学者的见解。5-7节为第二部分,我们来看一些清代地图,领会一下之前讲的内容,附送一些题外话。第8节是一个小结,也强调一下这些文字的局限。尤其,本文写于2016至2017年,更新的研讨就无法体现其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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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首先,我们今天生涯的方方面面,都得益于现代科技带来的方便与安全感。想象一下,譬如在飞机上突然觉得不舒畅,然后走过来一个大叔,说自己是医生,顿时我们就感到自己有救了——虽然这可能也不是可以看好的病。但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。

          青霉素的现代发明是1928年,1930年临床实验的时候还会经常失败,要到二战期间他的实际后果才进入普通人的世界。在这之前,现代西方医学的提高虽然日新月异,但在面对非常多的疾病的时候还是非常懦弱的。1910年到1911年满洲大瘟疫,这时候已经是清末了,俄国与日本都积极通过卫生、医疗等手腕介入东北,伍连德等人也积极应用现代防疫举动,并最终把持住了疫情的扩散。然而,在这样的一次国际合作中,强势登场的西医治好了几个病人呢?一个也没有,就是没有(Sean Hsiang-lin Lei,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: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's Modernity (ChicagoС��app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14), 41.)。

          19世纪的时候就更加如此了。我们感到大英帝国,科技发达,政治开明。大清帝国,闭关锁国,愚蠢落伍。就算是这样。但在面对一些自然灾祸或者疾病面前,二者的知识与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技巧其实都是非常无力的。克里米亚战斗有时被称为第一次现代化战斗,但英军在伤员救治、药品补给等方面就是一团糟。这迫使英军进行全面改造,升级之后的英国海军军医很快就在大沽口得到检验。第二次大沽口之战,英军逝世亡81人,受伤345人,丧失舰艇6艘。当时海军医生Dr. Walter Dickson的日记部分地保留了下来。他告知我们当时英国的战地医疗其实也非常“原始”,他们对于疾病的懂得其实和明清的一些中医理论差不多:吃草药可以消除体内毒素,出汗可以帮我们消除过多的热气,有了脓包以后先用凉水然后用根管子把脓抽了……换而言之,如果有一场人体知识比赛的话,19世纪中期的英国医生可能比同时的中国医生知道多得多;但实际面临各种疾病的时候,大家能做的其实都很有限。可能都和现在的男朋友程度差不多,「亲爱的,多喝点热水……」

          所以Ruth Rogaski在梳理完其中的有关文献以后得出结论是这样的:如果说克里米亚战斗后大英帝国浮现出了一个现代国度的面孔,重要也是在人员管理、物质补给等组织层面,而不是在医疗技巧层面。(Ruth Rogaski, Hygienic Modernity: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-Port China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4), 101.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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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再往前,在十八、十七世纪的时候,许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行医。很多人自己就没有受过完全的西方医学训练,为了在普通群众中传教,必需要点亮给人看病的技巧,只能半路出家。或者,因为耶稣会带来了一些医书,临时恶补;或者,索性学习一些中国的本草知识,反正可以辅助传教就好(董少新:《形神之间: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》。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)。但事实上,即使他们接收了完全的西方医学训练,也无济于事。Keith Thomas有一本名作叫《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》,这是讲在十六、十七世纪的英格兰,一个人生病了也未必会信任受过正经训练的医生。他们的学问固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、盖仑,又兼哈维的新发明,但实际后果其实没有比巫术好多少。其实,下图可以比拟活泼形象地反映他们的知识世界:

          (转引自Bridging Traditions: Alchemy, Chemistry, and Paracelsian Practic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(Early Modern Studies, Volume 15),第22页)

          这是一本1683年的书的封面。乍一看这些欧洲人在研讨科学——又察看天文,又研究化学的。他们有先进的察看手腕:地球仪、烧瓶、望远镜。要之,这真是现代科学的先驱啊!要这样想,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,他们在摸索医学。他们感到观测天上的星星,可以预测疾病,治疗疾病。这在当时是一种很严正的知识摸索。

          进入清廷的传教士就是来自这样的知识世界的。他们的解剖学知识、地理学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当然,是更符合现代科学尺度的一部分(见楼上Hasuran Li老师的答复)。相比中国的医师而言,他们面对疾病同样是懦弱的——不然董鄂妃母子也不会逝世,也没康熙什么事了。不过最主要的是,对于清廷的人来说,他们的解剖知识首先是又一种新奇的观点。

          而这里的要害词是「又」。康熙绝不是闭关锁国、没见过世面的土皇帝,他知道各种不同的东西。据Susan Naquin的统计,满清皇家赞助的寺庙就有317座,远远超过明代皇家赞助的196座( Peking: Temples and City Life, 1400-1900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0), 331.)。新增的不少是藏传佛教的寺庙。这些喇嘛本身就有非常体系、发达的知识系统。就医学而言,八世纪就有了博大高深的《四部医典》。而且,非常有可能,通过当时在吐蕃王庭的波斯医生,西藏的学者接收了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诸多希腊医学知识(Christopher Beckwith, “The Introduction of Greek Medicine into Tibet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 Centuries.”)。有趣的是,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早先读书的时候,就应当学习过伊本西拿的《医典》(al-Qānūn fī ṭ-Ṭibb; Canon medicinae)——这书在当时欧洲医学院有着普遍的影响。而这书也是基于希腊医学而展开的。所以近来就有学者以为,至少一些部分的天主教医学知识,和西藏的《四部医典》是可以接洽起来的(Ronit Yoeli-Tlalim, “On urine analysis and Tibetan medicine'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;s connections with the West”)。无论这种料想是否成立,各种不同的对人体的认识,康熙没少听说过。

          于是,我们可以来做一道选择题。假如我们在朝的宫廷里。有一天来了两群很奇异的人,各自表现自己有很厉害的人体知识,于是就把他们画的图拿出来了:

          下意识地,我们可能就感到能做出左边图的人比拟厉害,人体经络血液一应俱全;右边那画得是什么呀……感到往人体里插了几根管子……其实呢,左边的图来自十七世纪的西藏写卷,这部作品叫《医学广论药师佛意庄严四续光亮蓝琉璃》,这是其中的配图(见Janet Gyatso, Being Human in a Buddhist World: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early modern Tibet. 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5.)。右边的图,其中的基础知识源自Thomas Bartholin在荷兰出版的解剖学,康熙下令将С��Բhao其翻译成了满语,这是其中的插图(见J. B. de C. M Saunde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 ��ѧʵ¼rs, The Manchu anatomy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s: With a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s)。